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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是历史，从小就爱读《左传》，稍微长大一点了读《史记》《资治通鉴》，在大学里经常读《二十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之类的书。我读历史首先是因为它的趣味性——历史上有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虚构的故事更刺激感人；其次是因为它的教育意义——“读史使人明智”，这是很多中小学教室墙上贴着的格言。总而言之，读历史让我获得了很大乐趣和益处。

历史的三大脉络，无非是自然环境、制度、人。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人：自然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也不是科学家，对此没有发言权；制度归根结底是人定的，也会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人是历史上最鲜活的因素、历史事件的推动力。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人性会体现出各种不同的侧面。我们从“人”的角度理解历史，又通过历史经验更好地理解“人”。

对于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从秦朝到清朝的统一帝国时期而言，皇帝无疑是最核心的人，但是皇帝不能独立推动历史。围绕着皇帝，产生了两组耐人寻味的人物关系：皇帝与宰相（皇权VS相权）；皇帝与太子（皇权VS储权）。这两组关系不但重要，而且变幻莫测、非常有趣。今天我想集中探讨皇帝与太子的问题。

对于一个君主制政权而言，太子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权力在家族内部传承的基础，也是让臣民安心的政治号召。“太子者，国之根本”，这话不是夸大其词。在政局不稳、人心思变时，立太子、加强太子权力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安抚作用；在叛乱等突发事件出现时，太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后备力量。在历史上，只有清朝这种君主专制登峰造极的朝代，才敢于废除太子（也不是彻底废除）。在大部分情况下，皇帝和太子共同构成了合法的统治家族，大大提升了王朝的容错率和稳定性。

然而，正因为太子非常重要、是人心所向，他对于皇帝来说无疑于“被褥下的豌豆”，有时候甚至是“眼中的沙子”。在帝制时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皇帝独自一人高高在上，任何与之地位接近的人都会受到巨大的敌视。太子是预备着接班的，所以必须有能力、有权力、有班底；而这些权力、能力、班底都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戴铎致雍亲王胤禛书。）

在哲学层面，太子的存在就是在不停地提醒皇帝：你只是个凡人，你早晚要死的，无论今天人们怎么崇拜你，他们都知道太子才代表着明天！专制君主最害怕死亡，因为死亡会让他们与一切臣民地位平等。既然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死，那么必然有臣民选择今天就去投靠下一代主子，这就相当于让君主“提前死亡”。怪不得宋真宗会在立太子之后感叹：“立太子则朕为闲人！”

事实上，对于皇帝而言，“立太子”这个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就算皇帝坚决不立太子，大臣和民间也会认定一个隐形的“太子”。明朝嘉靖帝四十五年不立太子，可是在他晚年，所有人都认为裕王就是太子；清朝雍正帝十三年不立太子，可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宝亲王就是太子。有时候，臣民会分成好几派，各有各的“太子”人选，这样的斗争反而会进一步削弱皇权。只要皇帝会老、会死，只要最高权力需要新陈代谢，“皇帝与太子”的紧张关系就会持续下去。

从个人层面看，在与皇帝的博弈之中，太子往往是弱势一方。原因很简单：帝制时代的最高权力是皇权，储权只是皇权的一个分支和代理人；在意识形态上，太子也难以合法地对抗自己的父亲。太子对皇帝而言是个麻烦，皇帝对太子而言却是个危险。在大部分情况下，皇帝可以用一句话拿下太子（当然会产生后遗症），或者用绝对的实力优势击溃太子。在历史上，成功即位的太子比例低于50%。在位时间越长、越得人心，太子的危险性就越高。

在历史上的统一王朝之中，秦朝、清朝不常设太子，西晋、隋朝的持续时间太短。有长期设立太子制度的主要是汉、唐、宋、明四个朝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四个朝代的“太子危险系数”：

唐朝是太子地位最危险、最不稳固的朝代！从初唐到盛唐，每一位皇帝都废黜过太子，有的还废过不止一任太子。中唐以后，皇帝往往不再立太子，只是私下属意某位皇子接班——这些内定的皇子也极少真正接班。而且，唐朝的废太子下场极惨，绝大部分被害或死于流放。唐玄宗一日杀三子，是唐朝太子面临的严酷危机的缩影。如果你穿越到唐朝当宰相，或许是很开心的；穿越去当太子，就是一只脚踏上了绞刑台。

汉朝是太子地位第二危险的朝代。西汉的景帝、武帝，东汉的光武帝、章帝、和帝、安帝都废黜过太子。汉武帝与卫太子闹出惊天宫变，甚至在长安街头展开巷战，酿成了历史上最血腥的废太子事件。东汉中后期朝政落入外戚、宦官两大集团之手，皇帝普遍短命，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接班人，太子之位失去了意义。不过，东汉的政治氛围稍微文明一点，废太子基本都能活下去、到封地养老善终，比唐朝的血腥场面好得多。

宋朝的太子地位算是比较安全，废黜太子的事件主要出现在北宋初期、南宋后期政局不稳的时代。南宋君主的生育能力很弱，经常被迫从远支宗室引进继承人，太子的血统合法性不高，也丧失了与皇权对抗的能力。此外，宋朝的政治文明程度堪称中国历史最高，无论对于宗室还是大臣，皇帝很少大开杀戒。所以，宋朝的废太子、废继承人，仅有一个被害的例子。在宋朝当太子堪称安全。

明朝是太子地位最安全的朝代，堪称“太子的天堂”。整个明朝只发生过一次废黜太子事件，即景泰帝废黜朱见深，结果朱见深后来还是即位了（成化帝）。在明朝，太子只要不早死、不遇到靖难之役等特殊情况，就会板上钉钉地即位；太子的人选也是确定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永乐、嘉靖、万历诸帝都曾经考虑过废黜或不按常理立太子，但是全部没有成功。至于太子从皇帝手中夺权的情况也是一次也没有发生，“皇权VS储权”的关系堪称和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强汉盛唐的太子很不安全、动辄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相对内敛的宋明的太子反而很安全？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最核心的原因：

第一，帝国的制度变化和战略变化越剧烈，政局就越不稳定，太子的地位就越难保。

第二，太子在帝国政体中发挥的实际作用越大、代表的利益集团越多，就越不安全。

第一条很好理解：太子和皇帝的思想不可能吻合，两人周围的利益集团也会有矛盾。时代变化越快，皇帝和太子的思想和利益冲突就会越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武帝与卫太子——前者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后者则倾向于文治、与民休息。汉武帝已经对卫太子非常宽容了，但是矛盾持续时间太长，仍然迎来了激烈的总爆发。

第二条似乎不太好理解：为什么太子地位越重要反而越不安全？反过来想一想就豁然开朗了：在帝制时代，皇权是唯一的核心，相权、储权侵犯这个核心的下场都不会太好。太子的作用越大、代表的利益集团越多，就越会引发皇帝的不安。最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帝与胤礽——前者非常喜爱这个嫡长子，围绕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使其权势熏天。正是这种巨大的权势激化了胤礽与康熙帝的矛盾，让康熙帝怀疑自己“不图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把太子彻底拿下。

所以，明朝的太子最安全、成功即位的概率最高，也就很好理解了：从洪熙、宣德年间开始，明朝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时期，对外不求扩张、对内不求改革，从皇帝到臣僚弥漫着遵循祖训、得过且过的氛围，此其一。明朝的君主专制高度强化，自从永乐以后，太子几乎毫无实权（皇帝出巡时留京监国除外），其他藩王一成年就会被赶出京师；换句话说，包括太子在内的宗室的政治话语权接近于零，谈不上威胁皇权，此其二。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唐太宗悉心培养太子李承乾，为其设置官署、配备人才、赏赐巨大；与此同时，还培养另一位皇子李泰，甚至允许他对高级官员颐指气使。李承乾、李泰两大集团不但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而且自相残杀，最终落到双双出局的悲惨下场。唐高宗年间，类似的悲剧重演了：由于皇帝长期巡幸洛阳，留守长安监国的太子李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配置了规模庞大的班底；最后，李贤被亲生母亲武则天猜疑，废黜、流放之后被赐死。

在整个明朝，只有两位太子获得了类似唐朝的李承乾、李贤的权力：明太祖的太子朱标，以及明成祖的太子朱高炽。前者早死，后者则受到父亲无穷的猜忌、多次差点被废黜。此后的明朝太子基本没有掌握权力，甚至没有什么私人班底，与皇权的冲突也就减少了。由此带来的后遗症是：由于缺乏政治历练、缺乏藩邸旧人，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皇帝的执政能力都很低下，决策权落入了内阁和司礼监之手。

毫无疑问，对于太子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管事、不出头、不折腾；与此同时，皇帝也不能允许其他皇子出头管事，这样就可杜绝一切竞争。可惜，这种“理想状态”只是一厢情愿：一个毫无权力、功绩和威望的太子，如何保证顺利即位，即位之后又如何保证大权不旁落呢？所以，只有到了君主专制高度稳定、社会进化速度较慢的明朝，太子才能享受这种“理想状态”。理论上，清朝的君主专制程度更胜明朝，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模式；问题在于，清朝一直面临着“少数征服者对广大臣民”的巨大矛盾，实际上一直在走钢丝，对君主个人能力的要求极高。既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既安全又有效的太子制度，清朝就干脆废黜了太子制度。

在漫长的历史上，有两件事情对太子是非常不利的。只要出现了其中之一，几乎就意味着太子被废黜，或者太子将被迫先下手为强：

第一是领兵打仗。吕思勉说得好：“自古太子不领兵，领兵即欲废太子之先兆。”逻辑很简单：太子领兵打仗，赢了赏无可赏，输了威望大减。对皇帝来说，让太子率领大军在外，不啻于一个重大威胁，反对太子的利益集团将想尽办法离间皇权与储权的关系。不过，太子之外的其他皇子领兵，则是积累威望、挑战储位的大好良机。正确的做法是：皇帝御驾亲征，太子留守监国，同时留下皇帝信任的班底辅政。

第二是赋予其他皇子权力，甚至鼓励皇子之间的“良性竞争”。良性竞争是不可能的，因为最高权力太诱人，骨肉亲情靠不住，一定会向恶性发展。晋武帝让宗室诸王掌握兵权，唐高祖在李建成、李世民之间摇摆不定，唐太宗同时重用李承乾、李泰，明成祖对朱高炽、朱高熙、朱高燧同时进行培养，清圣祖末年的“九龙夺嫡”……最后的结局全是悲剧。只要允许皇子之间竞争，最后一定会有人不得善终。

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废黜太子的理由多种多样，但是最常见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谋逆，第二是荒淫无道。在实践中，只要皇帝或利益集团打算废黜太子，往往会千方百计地往“谋逆”上面做文章——卫太子谋逆，西晋愍怀太子谋逆，李承乾谋逆，李贤谋逆，广略贝勒褚英谋逆，胤礽谋逆……按道理说，太子离即位只有一步之遥，谋逆的性价比不高。然而，主观上讲，他们迫于形势，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不得不谋逆；客观上讲，皇帝及其政敌要彻底打垮太子，必须使用谋逆罪这个最高规格的武器。

至于废黜太子之后，要不要继续利用“谋逆”罪名将其赶尽杀绝，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高水平的皇帝来说，是不必的，因为既然政治目的达到了，就应该缩小打击面，避免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所以，汉武帝在卫太子死后予以追思、平反，还为卫太子的后人留了一条生路；唐太宗对于李承乾、李泰的谋逆案都是点到为止，既没有杀戮也没有兴起大狱；清圣祖甚至取消了谋逆指控、恢复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只是后来又二次废黜。在权力的竞技场中，道理是次要的，关键是力量平衡、利益分配和大义名分。

康熙五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废黜太子事件（清圣祖废胤礽）结束后不久，雍亲王胤禛的门人戴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从理论和实践上制订了夺取储位的总方针。这封信实在太有道理、干货太多，堪称整个帝制时期争夺和保住太子之位的经验总结。试摘录原文如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而忘终身之大害乎？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着，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戴铎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

首先要把握在皇帝（清圣祖）面前表现的分寸，不能不表现，也不能过度表现。

其次对兄弟诸王要大度包容，不要四面树敌、引发非议。

第三要厚待皇帝左右的亲信、幸臣、宦官之流，让他们多在皇帝面前说好话。

第四不要贪图财物，要敢于花钱赏赐、办事，须知帝王以四海为家，本来就不应吝惜小利。

第五要注意栽培自己的家臣、门客，让他们逐步升官，最好进入内阁九卿、督抚提镇之列，为自己建立强大的外援。

上述五条，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最妙之处在于，戴铎完全没有鼓励主子去争夺现在空缺的太子之位，也没有鼓励主子尽早出头争宠。他反复强调的是“慢”“稳”两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以积蓄实力为第一，厚积而薄发。设想一下，如果胤禛真的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就夺取了太子之位，或者被视为头号热门人选，那么他熬得过接下来的九年吗？恐怕是重蹈胤祀覆辙的可能性比较大吧。按照戴铎的这套策略，就算胤禛最后夺储失败，他也仍然有好名声、好班底，树敌较少、把柄不多，要在下一个朝代存活并身居高位是很有可能的。必胜的策略是不存在的，立于不败之地并稳妥争胜的策略是一直存在的。

然而，戴铎竭诚为胤禛献计献策时，却没有想到：这样妄言天下大事、撺掇主子争储，本身就触犯了最大的忌讳，也必然成为主子的灭口对象。所以，在胤禛即位为清世宗之后，戴铎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被划清界限之后杀戮。悲夫！工于心计，拙于谋身，这是帝制时代无数谋臣的共同命运。

幸运的是，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文明，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我们现代人创造的奇迹，也远远多于古人。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惊涛骇浪、血雨腥风，现在已经变成了可以欣赏、玩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财富。读史使人明智，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吸取的，不就是这些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吗？

用亲信旧臣，还是用外来功臣，这是一个问题

凡是创大业、举大计之人，必定有一个亲信班底，以及一个功勋班底。上述两个班底有重叠，但绝不是完全重叠。亲信班底，即所谓“旧臣”“从龙入关之臣”，在政治上高度可靠，在资历上高于众人，是君主最值得信任的群体。功勋班底，即所谓“暴霜露、出万死以定天下之臣”，在能力上绝对出众，在功勋上能够服众，是为君主创业及守业贡献最大的群体。

亲信班底和功勋班底有一些重叠，但是亲信不一定立有大功，功勋之臣也不一定成为亲信。以汉初功臣集团（列侯及异姓王）为例，至少可以分为三大派系：

早期元老集团，以刘邦同乡的丰沛旧人为主，包括萧何、曹参、吕泽、周勃、卢绾、灌婴、王陵、樊哙、夏侯婴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秦二世元年刘邦起兵自称沛公开始追随的。这一集团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支系：

吕泽、王陵等人曾经长期脱离刘邦起义军主力，独立作战，直到汉二年才重新归队。他们的独立作战行为可能得到了刘邦的认可或遥控，但是仍然培植了一些私有势力，与主力比较疏远，因此受到了刘邦的猜疑。

其他元老旧臣基本都直接听命于刘邦，在楚汉之争中偶尔被刘邦派去其他方面军（例如曹参、灌婴长期追随韩信），但是刘邦从来没有丧失对他们的控制。他们是刘邦真正信赖的“嫡系班底”。

外来功勋集团，是在刘邦起兵以后从四面八方归附的谋臣猛将，包括韩信、张良、陈平、郦商、傅宽、丁复、郦食其、张苍等人。他们与刘邦没有同乡关系，大部分既不是楚人、也不是魏人（刘邦祖先为魏人，自己为楚人），加入刘邦集团的时间非常分散、不成系统。这一集团又可以分为两大支系：

郦商、傅宽、丁复等人在刘邦入关中灭秦的过程中就归附了，经历了刘邦集团由小到大、由沛公到汉王的过程，获得了一定的信任，与元老旧臣集团也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韩信、张良、陈平等人直到刘邦入关、称汉王之后才归附，此时汉朝制度已经初步就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从后面的历史看，他们往往与刘邦集团的其他成员格格不入。

割据群雄集团，是指与刘邦地位等同、拥有独立的人马和地盘，因为种种原因与刘邦站在同一阵线的“群雄”，包括彭越、英布、张耳、韩王信、吴芮等。在秦末起义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这些人从来不曾是刘邦的臣子，只是出于对抗项羽的共同目的联合起来，最后一起尊刘邦为天下共主。

套用今天企业界的概念：早期元老集团是与创始人一同创业、私人关系非常亲密的“自己人”；外来功勋集团是在创业中后期逐渐加入、与创始人渊源不深的“异乡人”；割据群雄集团则是后来被战略投资或收购、甚至仍然保持独立运作的“体外分子”。在不熟悉情况的人看来，他们既然同朝为臣，就应该是一伙人，只有职务、级别、分管业务的区别；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

在可行的情况下，创始人肯定是想用早期元老集团的。元老只要立功，就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承认；军政大权要尽可能交给元老掌管。刘邦取得天下之后，首任丞相萧何、次任丞相曹参、首任太尉卢绾、次任太尉周勃、首任御史大夫灌婴、次任御史大夫周昌都属于早期元老。外来功勋集团的彻底翻身上位要等到吕后后期乃至汉文帝时期，陈平、张苍担任丞相之时。至于割据群雄集团，更是从来没有被视为自己人，在高祖末年的政治风暴当中被扫除殆尽。

问题在于：早期元老虽然靠得住、有私人关系，但是能力往往不是最强的，也不可能独占所有功劳。原因很好理解——天下的人才不可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尤其不可能聚集在同一个人身边。刘邦起兵初期只能聚集到丰沛父老，谈不上精挑细选，更不可能大范围对外招募。在漫长的创业历程中，早期元老普遍得到了不错的锻炼，但是锻炼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庸才无论怎么积累经验也很难成为天才，一个三等人才最多也就历练成二等人才。要想逐鹿天下，就必须不断引入新鲜血液，而这些新鲜血液与创始人的关系往往是越来越疏远的。

刘邦夺取天下之后，曾经亲口归功于三个主要功臣，即“汉初三杰”：萧何、张良、韩信，其中只有萧何属于早期元老，张良是资历很浅的外来功勋，韩信则是从外来功勋集团升入了割据群雄集团（后来被一撸到底）。也就是说，刘邦心目中功劳最大的三个人，只有一个是元老。问题在于，刘邦恰恰把丞相的位置留给了这唯一的元老，汉朝初期的中央行政班底也多为元老把持。

在外来功勋集团之中，偏偏要作大死、当“异姓王”的韩信暂且不论——从称王之日起，他就被刘邦踢出核心圈子之外了。张良不仅与刘邦关系不错，而且与吕后关系不错；虽然他加入刘邦集团的时间很晚，但是与刘邦认识很早，早在沛公时期就向刘邦献计献策。在理论上，张良完全可以在汉初中央占据一个极高的职位。

然而，张良只接受太子太傅之职（辅佐日后的汉惠帝），还频繁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拒绝参与朝政。原因不难猜到：就算刘邦信任张良，元老集团也不可能信任他。张良是韩国人（注：不是盛产欧巴、欧尼的那个韩国），出身贵族，年龄偏大，主要负责策划而不是实际行政——以上每个方面都与元老集团格格不入。刘邦是可以重用张良的，张良是不可能坐稳位子的；既然坐不稳，不如不坐。

另一位外来功勋陈平，实际影响力甚至大于张良——他是刘邦钦点的护军中尉，相当于汉军的总监军，并负责情报特务工作。没想到，护军中尉这个职位他一直干到了刘邦逝世，从未升官。在此期间，三公九卿职位出现过多次空缺，一次也没轮到他。刘邦逝世前向吕后做政治交代，认为只有在萧何、曹参死后，才能轮到王陵、陈平共同担任丞相（萧何、曹参、王陵均是早期元老）。

刘邦的原话很耐人寻味：“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可令为太尉。”为什么陈平难以独任？说白了，还是搞不定元老集团，必须要在王陵身后的阴影里办事；而且，军权必须交给元老集团的名将周勃。上述道理，吕后当然是懂的。所以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罢免王陵、让陈平成为首席丞相，希望利用他去压制早期元老集团，以便于吕氏外戚势力的扩张。问题在于，精明之极的陈平怎么可能上这种当？最后的结果是陈平与周勃、灌婴等早期元老合流了，一起消灭了吕氏。

汉初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巨大的，掌握全国军队的太尉也非常重要。这两个职位，在高帝、惠帝两朝，以及吕后执政前期，没有离开过早期元老集团的掌控。而且，元老们对于权力的交接有极强的自觉性：萧何的死讯刚刚传来，曹参就表示该轮到自己当丞相了；太尉职位不常设，但是一旦设立，就必须由卢绾、周勃、灌婴这样的元老担任。

哪怕是汉文帝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很多人只看到他轻易罢免了周勃，却没有看到他重用了灌婴。不过，到了文帝中期，随着功臣列侯纷纷传承到第二代，“早期元老”与“外来功勋”两大集团的界限逐渐消弭，上述问题也不复存在了。

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汉高帝或汉惠帝一定要把大权交给某个资历较浅、能力很强、年纪较轻的外来功勋集团成员，让他担任丞相甚至全权处理朝政，那又会怎么样呢？

在理论上，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背书，此人的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建立过功勋、不缺少威望。只要他能干出一些政绩，应该是可以坐稳的吧？如果他还年轻，那么早期元老可能熬不过他。怎么看，都是一副胜算很大的牌面。

事实上呢？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还不止一次，下场都不太美好：

吕后任命审食其为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两人均不是早期元老。审食其虽然是刘邦的同乡，但是在楚汉战争中寸功未立，仅仅是因为伺候吕后而得以身居高位。吕后还继续作死，任命自己的娘家人吕产为相国（地位高于丞相），吕产比汉初元老整整晚了一辈。结果，吕后刚死，陈平、郦商两位外来功勋集团的代表就倒向了早期元老集团，大家一起发难，杀了吕氏全家（字面意义的杀全家）。

敢于从元老手中窃取丞相大位的吕产被杀死在厕所里；审食其当时没事，不久后被仇人（淮南厉王刘长）不明不白的一锤子打死，而且打死就打死了，连个说法都不给；陈平因为带头倒戈，被元老接纳为自己人，荣华富贵更上一层楼。

总而言之，究竟用谁当丞相、用谁接班大权，看起来是皇帝能独自决定的，或者皇帝与少数元老商量好了能决定的，其实不是。皇帝也好，丞相也好，太尉也好，这些职位都是要代表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必须符合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

当刘邦、吕后这种政治强人在的时候，还可以用强大的威望去推行自己的人选，甚至一度给人留下“这人坐稳了”的虚假印象。可是，政治强人一旦退场，他们的布局就必须经受利益集团的二次检验。刘邦算是聪明的，基本认同了早期元老的诉求，努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吕后就不太聪明了，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能震慑元老集团，没想到自己眼睛一闭就创下了生前布局最快速崩溃的纪录。

当然，如果布局者的水平远低于刘邦、吕后，那么完全有可能出现自己还没退场，布局就已经崩溃的现象。毕竟，权术是一门非常精妙、非常难搞的学问，谁都不能自称搞懂了。

没有搞懂而自以为搞懂了的人，是要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的。

大汉的财政密码

这是武帝刚上位时的汉朝疆域版图。

这是50年后武帝过早离开大汉人民时的疆域版图。

这位爷，在位的这五十年，几乎就从来没有歇着过。

巨大的武功全都是要拿钱来说话的！

但人家确确实实是所谓的“三十税一”，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了。

也就是问题中问的的“为什么汉代在已经做到「三十税一」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卖田，甚至为奴？”

一场场封建王朝本来根本无法承受的战争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巧取豪夺，在武帝一朝悉数登台亮相！

如果说秦始皇是所有皇帝的祖宗，那么汉武帝就是此后这台国家机器的号缔造者。

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出现了后续各种型号的国家机器，他们或许各有特色不同，但全都是在武帝型号上做的增减，大体谁都没变。

当年以皇十子身份登基的刘彻，绝对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黑天鹅事件，因为这位爷不仅自己舍得一身剐，还有办法将极大概率亡国的作死演出成功让千万人乖乖买单，并传唱千古。

自古以来，不乏武帝般的大折腾，但没亡国的，却没有俩仨。

甚至可以说，浪成武帝这样还没亡国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正所谓眼睁睁就是把鹅毛给拔秃了，但这群大傻鹅们却就是不叫。

这就是水平。

千古一帝，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武帝和匈奴那堆可歌可泣的虽远必诛外，还有很多维度需要他考虑。

打仗不光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事，战争之外还有很多脑仁儿疼的地方，将士们得胜你得赏，阵亡的家属你得抚恤，新占下来的地你得去移民巩固。

每一项，都得张嘴找你要钱。

正所谓虽然头可断，血可流，只为主义真，但任何主义想要使唤人民群众去风里来雨里去，这都是需要拿钱来的。

没钱谈什么主义？

每一次战争，其实都像是一场没有保护的性爱，厮杀的时候血脉翻腾，但完事需要你善后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武帝爽完之后，发现已经开不出来钱了，于是重拾起了爷爷辈儿用过的好方法，卖官鬻（yu，四声）爵。

但爷爷辈儿时骑自行车就觉得速度很快了，到了孙子这却恨不得连飞都看不上眼。

武帝重拾起这个好方法时却发现，这个方法其实很一般，并不解渴。

文帝时，卖官仅仅是个荣誉头衔，免除一些象征性的人头税啥的，有点类似于网络游戏中花钱买身漂亮衣服，戴个皇冠啥的，看着很拉风，并不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现在虽然还是有一定效果，但卖官的那点钱根本不够武帝看的，当年爷爷觉得是巨款了，现在孙子连零花钱都不够。

不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就靠个人了，祖宗给你指出道了，路怎么走，你自己挑嘛！

到了武帝这里，他开始创造性的进行发挥，他先是借鉴了秦时的二十级武功爵，设立了大汉版的十一级功爵制。

同样是针对于百姓，但获得的方式变了。

秦朝的百姓想要获得爵位必须立有军功，到了武帝这，钱成为了检验爵位的唯一标准。

先甭急着骂武帝，说人家商鞅那个多科学。

其实只是时代变了。

商鞅那套要是到武帝这，根本帮不上忙。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武帝的这个年代，战争的目标不同了，一切围绕战争配套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秦国当初军功立爵，将全体大秦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了军国主义的旗下，团结一致向脑袋看。

那个时候，步兵为主，拼的是人口动员能力和战争火爆意愿，我短时间内能动员上来好几十万战场红眼病患者，我就赢定了。

比如说长平之战的后期，人的数量非常重要，在那个年代，打仗打的是规模，而且你战争所得的土地红利可以兑现你的军爵承诺，所以那一套没问题。

但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了武帝这里，玩法变了。

由于战争的矛头对准了匈奴，兵种的较量由步兵升级成了骑兵，所有的奖励需求就都变了。

这个时候，人数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你即便带着一百万大军出征，但你两条腿，人家四个蹄儿，你连跟人家过招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培养专业的骑兵部队就成为了刚需。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匈奴的这一系列的战争中，无论卫青还是霍去病，带出去最多也就五万骑兵。

看着少，但之前我们说过，骑兵费钱，训练这五万骑兵的花费类似我们今天培养五万个飞行员。

再加上骑兵还需要一系列的地勤后续辅助与配置，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战争了，而是要把这些个培养出来的骑兵精英伺候好了，并且想方设法的减少他们的减员，并有方向、分批次的继续训练新的骑兵。

这就得拿钱来了。

所以武帝的军功爵制度，与时俱进的变成了拿钱说话。

一提到钱，武帝比他爷爷可聪明多了，他爷爷卖爵位，属于卖整车，一辆奔驰卖万。

但武帝则明白卖整车不划算，要把奔驰拆成各种零件卖，这样万的奔驰就卖出了万的价格。（修车换过零件的同志们应该深有体会）

武帝将军功爵位，分成了十一个等级。

每往上升一级，你都得拿钱来，这一个小改动，就把卖爵位的利润拉高了好几倍。

漠南之战后，武帝的卖爵收人高达三十余万金。

不过武帝将爵位人为的拉开到十一级后，也势必要加一些有点说服力的项目，人民群众也不都是冤大头，你再漂亮也得出点实在的，武帝先是在免税免役之外，又加入了刑法豁免权。

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像李广，公孙敖这帮，打败仗回来就按律当斩，然后交钱了事。

罚款都是天价，后来伟大的太史公就因为根本交不起才最后受如此凌辱。

能交得起也说明了李广大侠们平时活的并不寒酸。

但是，社会矛盾开始出现了。

没这爵位时，司法的不公平其实已经对社会存在不和谐的放大效应了。这就好比虽然知道有钱能够脱罪，但还是要喊出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看透但不能说透，民不患寡患不均，这一下子明码标价，社会矛盾开始陡然上升。

不过这也属于可控范围，这就好比争论现在的色情行业是否应该合法化，再讨论多少年都得继续打下去。

因为从道理上来讲，这行业实打实的缺德带冒烟。

但从打击的操作性来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完全根治的办法。

还有好多“高水准”人士在说这行业对社会具有着伟大的意义，不知道让他们家出人来履行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他是否愿意。

不过合不合法都无所谓，这个行业几千年前就存在，并还会大概率存在下去。

区别就是民风有时纯情些，有时过分点，但说到底，犯法与嫖娼的仍然是少数。

上层永远在乎的是局面，只要是少数，就都好说。

不过到后来，武帝在爵位中加入了一项万不该添进去了服务。

这项的影响打击面极大，如果说司法豁免权是坏一锅汤的老鼠屎，那么这项增值服务就是扔汤里的死老鼠。

花钱可以当官了。

官员手中是有权力的，只要涉及到权力的，波及面就广，就从来没有小事。

当然，武帝开始是心中有谱的，他知道官员任命不是小事，不能谁有钱谁上，一帮草包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所以他最开始的限定，是做吏。

官和吏有啥分别吗？

有，还不小。

我国的官僚系统中，官和吏一直是两条系统，官是方针制定以及地方负责人员，相当于高级官员，类似于现在的处级及以上干部。

吏就是基层干活的，类似相当于处级以下的，是基层公务员。

不像今天的好时代，在古代，“吏”甭管多能干，到死都是达不到“官”这个级别的。

想到那个级别必须得有国家的“编”！

也因此，那个时代的国家编制比今天值钱的多，官员基本上是处级起步的。

这种影响其实现在依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比如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两份考卷，一个是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另一个是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法类。

考卷根据报考岗位不同而设定，往往梦想进入中央类直属部门的，都要考省级以上的那张卷。

武帝最开始的想法，是底下干活的这帮，看在你有钱的份上，可以不计较素质，但高级干部还是必须按本事来。

官爵的权利限定为吏的范围，算是对官僚系统进行了一些保护。

你是这么想的，但不见得就一直不忘初心。

到了后来，随着武帝钱越花越多，什么官啊吏啊的，也就都顾不上了，吏的限定被解除了，有钱就是爷！

越来越多的人花了大价钱后进入了仕途，走向了大场面，先是当上了郎官（储备干部），然后开始走向正式的官场。

其实无论是吏，还是官，权力一旦能花钱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个永远无法绕过去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汤师爷”进入官僚系统，官场的风气与效能开始迅速败坏。

这是武帝放出的第一个魔鬼。

这第一个魔鬼，是后面所有巧立名目的放大器！

他为后世做了一个超级烂的示范，他告诉后世的皇帝与官僚们，有这么一种杀鸡取卵的敛财办法，叫做卖官。

当时确实能收上来一大堆钱，但完全是寅吃卯粮，整个政权系统会被迅速腐烂掉。

虽然武帝根本没想到会这样，但这个世界却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方向一旦开了头，就再也收不了手了，事态的演变会大大超乎你的想象，这样的魔鬼，武帝还放出了好多个。

很快，武帝放出了第二个魔鬼。

重税开始出现了。

早在马邑之战后，武帝就重拾起了已经取消了好几十年的商业税，刚开始恢复时的税收比较粗犷，仅仅是政府设立关卡对运输载货的车辆收税，叫做：算轺车。

和今天的高速费挺像。

不过后来武帝觉得光查大车还不行，来钱还是少，还要收财产税，要把面搞的大一些。

你们在我的土地上搞投机倒把我一定得抽头！

扩面后的武帝又干上了赌场老板。

刘老板开始将税收政策细化，重点打击对象瞄准了商人，开始了全国性的“扒皮运动”：每拥有价值两千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百二十钱，叫一算，税率是百分之六。

手工业的小商小贩稍微好点，税率为百分之三。

听上去还算可以忍受，但这很快就成为了祸害天下的政策。

在物权法如此完备的今天，各种涉及到财产的官司与纠纷仍然层出不穷。

任何时候，财产评估与纠纷都是个极其高难度的活儿，唾沫和血肉双横飞的行业。

武帝的征收财产税，他大嘴一张只认钱，但操作上却具有着极大地模糊性。

你说我们家值两千钱，我还说就值两百钱呢！

我这就剩一屁股帘了，你他娘非说这是一杆大旗！

任何时候，法律一旦尚不完备或者直接说不清楚了，执法的人就都自动变身成了法典圣斗士，别废话！我说是啥就是啥！

武帝后来据此出台了相关细则，但规定仍然粗暴，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武帝规定的是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结果本来百分之六的税可以忍受，但实际中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税变成了百分之好几十。

狗掀门帘子，全凭那张嘴！

我就两千钱的财产，你非说我有两万钱，我家的玩具车在你嘴里变成了大货车，再加上爵位制下引进了一帮花钱进来的官吏们，回本的动力以及张嘴就是法的硬件配合，横征暴敛的魔鬼被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这是武帝释放出来的第二个魔鬼，虽然仍然远非他初衷。

灾难的影响还远非如此，由于百姓们不堪其扰，开始大量的隐藏财富，全都打扮成了要饭的般凄惨，说谁家里有钱比杀了他还过分。

不过这仍然难不倒武帝。

武帝发明出了一个非常令人叹服的政策：群众斗群众，无产阶级大告发！

学历史的意义重大吧！

遇到坎儿了，回去翻翻书吧。

老领导们聪明着呢！

漠北之战前，由于军需巨大，武帝颁布了《告缗令》，具体法令表现就是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查出来谁家藏匿财产不上报然后就强制充公，然后政府和告密者对半分。

人民群众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民间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越来越多的人被抄家没产。

在全民打土豪，吃大户的风气下，全国中产家庭几乎全部破产，汉初七十年发展的经济生态被连根拔起！

构建一个伟大的良性生态，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

但破坏它，一个政策就可以了！

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需要经历很多轮的论证探讨，邀请大量的专家和相关同志，搞前期试点等等一系列流程。

政策可以缓出台，绝不可以急出来！

一笔之下，千万人身家性命，万万慎重，儿戏不得！

就好比药品研发的最重要基础是“无毒”！

而不是“治病”！

只有在“无毒”的前提下，能治病，才是好药！

年格哈特就在实验室合成出水杨酸了，但劲儿太大，把胃都烧坏了，直到五十年后，拜耳公司的霍夫曼才制造出副作用低的神药，阿司匹林（副作用刺激性小），这才算是伟大的医学革命。

病治了，结果特么人死了，这药跟毒药有什么区别！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单纯抱怨政策滞后，不时效时新，很多行业和岗位，有它自己的规则。

兹事体大，要慎重！

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良性发展被人为破坏了，自商鞅变法后，中国的经济生态被又一次扼杀了。

虽然前面的七十年，汉初的几代皇帝无心插柳的通过无为而治慢慢的培育了越来越好的商业环境。

但在武帝的英明领导下，一朝全回到了解放前。

当百姓变得越来越富裕，整个社会才能不断往前发展，人类的进步才会出现。

这个世界是自下而上演变的！

不得不再次重申一遍：只有自然的不断孕育，才会长出丰硕的健康果实！

顶层的刻意设计，一定会最终让你知道啥叫事与愿违！

这是中华文明又一次的与商业文明擦肩而过，不过不必惋惜，慢慢就习惯了，后面我们还将错过很多次。

今天要说的漠北之战，之所以成为了具有巨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战，因为为了筹措这一战，武帝搞出了三个跨世纪的敛财大招，刚刚的《告缗令》，是最小儿科的。

在消灭国家的巨富与中产后，钱还是堵不上源源不断，越来越大的烧钱大窟窿，武帝就好像喝了盐水的脱水者，越喝越渴，越渴越喝，很快，他发现这样的来钱速度也已经入不了他的眼了。

他需要更快更暴力的敛财方式。

货币，终于被他发掘了出来。

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

由于汉政府一直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人市场流通，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少数占有矿产的人或团体能够获得大量的实力，这对于中央政权是个大威胁。

比如七国之乱时的吴国，吴王之所以如此嚣张，很大原因就是在于不差钱。

但私人铸币同样有好处，在文帝那一章时我们说过，大量的货币被造出来注入了干枯的经济体中，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

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好处当时我们没有细说，就是为了留到今天。

这个好处，是它可以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经济效应。

举个例子，当所有人都可以造钱的时候，张家造出来的钱足值足两，李家造出来的钱总是缺斤少两，那么时间久了，人们都心里有数，谁也不愿意接受不好的货币，所以张家的钱就会统一市场，没有人再接受李家的钱作为结算媒介。

李家为了继续有生意，避免造出来的钱折腾半天也花不出去，就倒逼着自己要造足值足两的优秀货币来与老张家进行竞争，市场由此进入了正循环。

这样时间久了，市场上就都是足值的货币了，这也为老百姓们的各种交易进行保驾护航。

政府此时，做的是仲裁者与收税者，你们爱咋造咋造，我只要保证能收上来钱，收上来的钱能花出去，就可以了。

这是一柄双刃剑。

经济会走向正循环，这是利。

但从长远角度来讲，国家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弱，这是弊。

有一部拿野故事攒出来的畅销书《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说的一句话还是很写实的：我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法律是谁制定的。

当武帝发现了货币这块处女地，他觉得，这个处女他不搞一下，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结果就是这个处女差点被刘猛男搞死。

刘猛男随后找来共犯，在搞掉阿娇的张汤帮助下，先是搞出了“鹿皮币”与“白金币”。

两种货币双管齐下，分别从宗室贵族和黎民百姓处进行强行抽税。

先来说所谓的“鹿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就这么一块皮子，武帝标价四十万钱。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还必须得买，不买就办你，而且理由充分。

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与祭祀祖先时，需要使用玉璧，但张汤进行了小改动，规定诸侯在使用玉璧的时候，都必须用鹿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以示尊崇。

比较可笑的是，主角玉璧才值几千钱，但配角那块破皮子却达到了四十万钱。

著名笑星陈佩斯同志说过：什么角色不重要，关键要能抢戏。

白鹿皮就抢戏成功，武帝再也不看你那块破玉璧了，那块白皮子才是定性你是不是好同志的关键。

你要是不用，那么你的罪过大了，你居然对祖宗不敬！（其实祖宗就是他自己）

我还是废了你的封国吧。

用范伟被忽悠精了的话讲：改抢了。

这几乎就是武帝明目张胆的找亲戚们伸手了。

白让你们当地主啊！哪有那么好的事！没看我这都忙活飞了！

都特么给我交钱！

白鹿币是找亲戚张嘴，接下来的白金币，则相当于武帝向全体人民伸手了。

所谓“白金”，就是是银锡合金。

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还并不属于法定货币，锡更是从来没成为过货币。

人家武帝官方创造一种货币并进行了生硬的推广。

牛吗？

细琢磨琢磨，熟吗？

白金货币设计有三个面值。

面值最大的，圆形重八两，上面刻着龙，一枚价值三千钱。

中间面值的，方形，上面刻着马，价值五百钱。

最小面值的，椭圆形，上面刻着小乌龟，价值三百钱。

武帝对百姓说：乡亲们，以后这种货币合法化了，都去花吧。

但问题来了，银和锡在当时并不值钱，如果你说银和锡可以列入货币，那么就应该按照市场的等值对这两种金属进行计算，该咋定价咋定价。

但明明小乌龟就值一钱，你非说它值三百钱，画条大龙就居然说它值三千钱，这不是官方扯淡吗？

你这就只能逼着老百姓往歪路上走。

民间开始两个拳头出击，一方面在交易中疯狂的抵制这种货币，另一方面又疯狂的偷铸白金币去进行套利。

本来是武帝的单方面耍流氓，结果变成了全民耍流氓，全天下开始制造白金币然后套利真正有价值的黄金与黄铜。

劣币开始驱逐良币了。

漠北之战虽然靠鹿皮币与白金币榨取了足够的军费，却也为后世开了一个巨大的坏口子。

武帝的法律规定，只有他自己可以单方面耍流氓，民间不能私铸白金币，只能给我铸有价值的铜币。

我抢你们可以，你们要乖乖躺好，不要反抗，谁要是反抗跟我抢生意，就是反革命！

但全国人民又都不是傻子，利润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全民皆可铤而走险！

领导您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可是心灵手巧的中国人！

全国人民根本无法抵制住套利的巨大诱惑，结果假币犯开始越来越猖獗。

在如此形势之下，武帝震怒，反了你们！下令私铸白金币者死刑，并任用了大量的酷吏去整治市场。

他为了擦这个屁股，行政编制又膨胀了一大块。

但是，就好比今天的毒品屡禁不止一样，只要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就永远有不怕死的人趋之若鹜。（题外话要为今天中国扫毒成就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点赞，公安同志们把指标系统定在这方面，绝了）

武帝岂是那种眼里容得下沙子的人，在逮着一个杀一个的严刑峻法下，当时的假币犯居然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五，这还仅仅是抓到的。

而且，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借题发挥的搞了出来。

五年后，武帝觉醒了，在这么下去就成种族灭绝了，于是赦免了牢中几十万的假币犯，并下令民间，只要自首，就有改过的机会，政府一律既往不咎。

又有一百多万人冒了出来。

武帝人生中第一次认栽了，白金币被废止了，不过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去进行货币改革了。

武帝不再从货币的材质上巧取豪夺了，那样太粗暴，而是在缺斤短两上下足了功夫。

他也明白了，不能总玩强硬，毕竟自己不是土匪。

咋地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氓。

你最起码体面点嘛！

武帝废掉白金币后，也做了妥协后的要求：今后民间不允许再私铸钱币了（前面民间铸铜钱还是允许的），谁再铸钱无论真假，严惩不贷，我也按照套路来，不拿乱七八糟的糊弄大伙了。

武帝从此将货币发行拿到了政府手里。

汉初八十年的自由货币，从此打住了。

武帝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大名鼎鼎的五铢钱登场了。

武帝在推行五铢钱后又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产能不够。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流通如此多的货币，中央的能力根本就达不到，于是武帝一边着手扩大中央的铸币产能，一边又下令了：允许各个郡国可以按照中央的标准来铸造钱币，投放到经济大环境中去。

老百姓们实在是信不过，关键时刻要看亲戚的了。

武帝有他的打算，他想耍心眼，在垄断铸币权后偷偷地通过缺斤少两来达到隐形的通货膨胀，五铢钱实际上我就出三铢的量。

熟悉吗？

接着往后看吧。

不过他慢慢发现，他这帮郡国的亲戚们也都明白这点小猫腻，而且干的比他还过分。

五铢钱一走向市场，口碑慢慢反映上来了，你们老刘家一窝子全部是好东西！

个顶个缺斤短两的王八蛋！

武帝不光挨了骂，他还发现自己吃了亏，郡国五铢钱居然比他的中央五铢钱还缺斤短两！

没有最缺德，只有更缺德！

尤其当郡国五铢钱通过税收回到中央手中时，武帝深深的感到了受伤害。

你们咋能跟我这有文化的耍流氓呢？

千万不要让老鸡贼吃暗亏，报复会铺天盖地。

武帝一看咱是亲戚呀！我那么信任你们，你们这帮缺德玩意居然敢跟我玩这个！

于是武帝又出招了，又发行了一种钱，在五铢钱上用红铜镶了个边，号称“赤仄五铢钱”。

这些钱的发行权就不授予郡国了，而且武帝规定，他的“赤仄五铢钱”一个顶五个“郡国五铢钱”！

今后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仄五铢钱，没有红边我不认！别想再拿你们那乱七八糟的再来糊弄我！

这其实又是“白金币”的一个变种，虽然原料是铜，但这相当于武帝硬性规定了一个虚高的货币价值。

在巨大利益的怂恿下，老实了没多久的老百姓们又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又开始纷纷加入了仿造赤仄五铢钱的行列，钱币市场越加混乱。

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大地的钱币已经彻底乱套了，中央五铢钱，郡国五铢钱，赤仄五铢钱以及各种民间假币五铢钱，武帝的严打一次又一次，监狱里再次装满了“或真或冤”的假币犯，但却根本打不掉这股猖獗的趋势。

哪里有矿产，哪里就有开干的假币厂，就好像多年前，山西各地的小煤窑一样，占山为王的各种黑社会也随之出现。

在黑白两道的鼎立配合下，良民淳朴的中华大地眼看就变成臭粪坑了，武帝慢慢开始觉得自己原来也有搞不了的科研。

最后，武帝终于进行了限定，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各郡国也都停了吧，并将全部矿产国有化。

熟悉吗？

最终，所有人都被清盘了。

民间继续大力量进行假币打击，亲戚们也都滚一边子去吧！不准各个郡国再铸造“郡国五铢钱”了，我自己的“赤仄五铢钱”也不用了，今后全天下的钱币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通行了八百年的真正五铢钱。

谁能想得到，就这一枚钱，能让武帝搞出这么多的故事。

武帝的这一整套搞下来，令后世的皇帝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抓在自己手里！

并且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和私人拥有铸币的权利，一放出去准乱套！

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方便中央政府进行通货膨胀！

当政府垄断了铸币权及矿产权后，皇帝就没有任何竞争的掌握了最简洁、最直接的抽血手段——通胀造假。

他只需在铸币中偷偷地造假，就可以造出更多的货币，然后用这些货币换来更多的物资或者支付更多的军饷。

等到市场发现了假币并不具有如此的购买力时，中央政府早已套利得手。

最终的结果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政府收取了隐形的通胀税。

皇帝们一点亏没吃，吃亏的是百姓们，越是经济活动中的末端，越吃亏。

熟悉吗？

说一个距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

知道为啥作为老百姓，要尽量去一线城市买房子吗？

因为房地产行业，距离银行比较近，属于金融上游，所以通货膨胀的直接效果显现的不明显。

每年的贷款利息都和通货膨胀率差不多了，为啥不去选择住在力所能及的好地段呢？

作为芸芸众生（注意这个限定哈，大牛们不用在意），尽量少存钱，要尽量换成有价值的东西。

要么投资现金流能跑赢通胀的产业，要么投资能跑赢通胀的房子。

因为历朝历代，掌握铸币权的人都在隐形的抽税，这是一个叫做汉武帝的皇帝最开始做出的透彻示范。

劣币驱逐良币，开始成为了这个世界，永恒的定律。

因为在缺乏竞争的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法币永远是如此的运行轨迹，比较过分并且玩砸了的比如宋末的纸币，一战后的德国马克，蒋介石的金圆券，全都是这个德行。

武帝的金属货币其实还算厚道。

但它并不地道。

货币，是武帝放出的第三个魔鬼，这只魔鬼，已经属于大魔王级别了。

别急，还有最后一个魔鬼，你同样会很熟悉。

我们现在管它叫做“国企”。

刚刚所说的货币演变，跨越了好多年，我们只是把它一块说了，在漠北之战前夕，武帝为了筹钱，还干了一件缺德事。

与民争利。

武帝为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压榨大汉子民，使出了最大神级别的敛财手段——打造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向来是很难干好的，基本上就无法从市场经济中进行竞争，武帝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请了一批“金融专家”前来想办法。

武帝虽然一直在打压商人群体，但他却并不排斥这个群体的有用之人。

客观来说，汉武大帝其实真正的在那个年代做到了唯才是举，各行各业有能力的人只要他能够用得上，就全部能够人尽其才，这其实很难得。

武帝是少数能够始终将眼光紧盯着自己的目标，一切从事儿上看的皇帝。

万事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多盯着事，少盯着人，这是个很可贵的干事业思路。（另一条道路则相反）

为了打造天下第一的强国，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正是这个时候，几位发了大财还有着政治梦想的商人摸准了武帝的脉，利用他们的商业手段以及专业知识，弃商从政，成为了武帝身边的财政大臣，开启了与民争利的丑陋新篇章。

代表人物有主管盐业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总管财政大名鼎鼎的桑弘羊。

自漠北之战前，一直到武帝驾崩，桑弘羊一直掌管着天下财政，为武帝的一个又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想尽了办法去鱼肉天下，正是在桑弘羊这帮聚敛之臣的手段下，影响中国今后两千多年的“国企模板”正式形成。

具体的表现是，通过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人民生活的产业进行间接收税。

最直接的两个产业，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盐和铁。

盐和铁，之前归类到“山海收入”中，这部分钱归少府统筹，属于皇帝的私房钱。

在当时，所有的自然资源性的收入，全都称为山海收入。

皇帝有小金库，也允许百姓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挖矿晒盐，这都是合法的。

皇帝只是在产矿与产盐的地区设立了关卡，让人们缴纳一定的“山泽税”，这笔钱比重一直不大，所以归到了皇帝的零花钱中。

当时的国家财政分为国家与皇室两部分，国家财政基本上就是土地税，归大司农管，皇室收入主要是山泽税和一些其他的边边角角，归少府管。

不过武帝为了完成自己雄霸天下的伟大理想而摆出了高姿态，将山泽税划给了大司农，用于国家开支。

国家开支的越来越大，但农业税都是死工资，每年没有啥出入，于是武帝开始动山泽税的脑筋。

盐铁商人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孔仅提议：将盐铁工业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这一招，可谓“稳准狠”。

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富起来的。

我们在讲当年魏国的“四个自信”时，强调过魏国之所以经济实力强，在于又能打铁，又能晒盐，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到过，这两条命脉，直接决定着经济民生。

只要人活着，就得吃盐，这是标标准准的生存刚需。

只要想种地，就得有铁器，不然指着手刨是出不了产量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刚需。

一个生存刚需，一个生产刚需，哪个都是要命的。

之前几十年，政府并没有参与争利，哪怕收点税，哪怕少数人先富了起来，出现了让人们心里不平衡的大富翁，但大汉人民的生活仍然是很幸福的。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是刚需，但是由于并非独家垄断，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市场逼着商人们不断提高质量，降低价格，哪怕出现了私企巨头，但由于为了巩固自己的护城河，也需要自身加码改进，扩大优势。

这就好比当年洛克菲勒说是垄断了石油行业，但老百姓们用油却越来越便宜。

老百姓们可以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好的农具与菜刀，吃上更好的盐。

商人们通过不断地提高质量与产量，使得自家产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富翁也开始出现。

少数人先富了起来。

政府通过收税，使得皇帝的私房钱袋也越来越鼓。

三方共赢的正循环下，大汉人民幸福的生活着。

直到碰上了武帝这位爷。

武帝的国营垄断后，最大程度的国进民退出现了。

因为没有了竞争！

由于官方垄断，盐铁的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但质量却开始大幅度滑坡。

因为是国家的买卖，你想活着就得买我的盐和铁，所以我压根就不用考虑质量与市场需求。

百姓们要不就买不到合适的工具，要么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残次品的农具和掺了土的盐，而且哪怕我上涨十倍的价格，你依然愤怒不起来，因为一把锄头和菜刀可以用上好多年，每顿饭也就只放上一点点盐。

价虽然贵，但你用量不大，你挤挤腰带还能凑合活着。

温水煮青蛙，明摆着坑你，但你仍然得忍着。

就是这个看似温温吞吞的磨叽手段，却从此成为了政府敛财手段中那条最粗的胳膊！

因为体量和基数！

所有的人，只要活着，都要被间接的强行征税！

超级巨无霸吃饭时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食物对象个头太大，吃饭效率太低。

为啥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他只吃不起眼的浮游生物和磷虾啊？

没错，都是小角色，但它一口可以吞食万只磷虾。

蓝鲸每天不干别的事，天天搁那张着个大嘴，哪浮游生物多就去哪。

嘴巴上的两排板状的须像筛子一样，肚子里还有很多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的褶皱，能扩大又能缩小，靠着这堆大网，它将海水和磷虾一齐吞下，然后嘴巴一闭，再把海水从须缝中排出，滤下小虾小鱼吞食。

这才是高效率吃法！

吃大动物的都长不成顶级块头。

因为你的食物来源有限！

武帝时代，土地税每年大概收上来40亿钱，但他的盐铁国企每年却收上来了80亿钱。

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

武帝的汉企，是他放出来的第四个魔鬼。

汉企这个魔鬼，由于来钱多，抱怨少，也成为了日后历朝历代剥削黎民百姓的最大妙招，今后的历朝历代，盐铁收入都至少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太史公作为一个黄老治国和武帝盘剥这两大历史时刻的亲眼见证者，用优美深刻的笔法在《史记》中专门写了描写巨富商贾的“货殖列传”。

其中，有良心的司马迁写出了一句点题的千古佳句：“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是最高级别的讽刺与嘲笑。

明摆着就是在抽武帝的脸。

抽的还如此悦耳动听。

我来简要翻译一下这句话：

统治者，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

其次是用利益诱导他们。

再其次是教育他们。

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

最低级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官祖宗的秉笔直书和情操气节！

太史公强调，要相信只要我们顺应时代，顺应经济规律，老百姓是有能力将日子过好的，国家也会因此富足起来的，不要总是自己牛逼哄哄的瞎指导，更不要涸泽而渔的与民争利！

这个“货殖列传”，几乎可以称之为大汉的《国富论》。

篇章中留下了“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等诸多千古金句。

我们的民族，并不缺乏亚当斯密。

但亚当斯密，注定在这片土地无法生存。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武帝释放出来的四个大魔鬼和一个超级放大器。

魑魅魍魉分别是资产商业重税，群众告发检举，货币通货膨胀，垄断国有企业。

那个放大器是“卖官鬻爵”。

结果是：个人集体破产，全民劣根自危，国家在经济的源头彻底剥削压榨每一个民众。

上述种种，穿越千年，仍然能够或多或少见到他们的影子。

武帝在两千多年前，为所有的后来人详细的演示了如何将整个天下变成自己的欲望提款机。

武帝亲身演示并释放的这四个魔鬼，也成为了后来的两千年中，整个中华大地无法整体再进一步前进的根本原因！

因为民间没有资本！

因为商业无法发展！

因为每一个百姓都活的困苦艰难！

当每一个细胞仅仅只能盘算明天能否活下去时，社会与时代的整体进步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孝武皇帝说的挺好听，轻徭薄赋看上去农业税并不是很高只有百分之三，还特么腆着大脸写在史书中被万世传唱。

实际就是狗屁！

所有的盐，铁，地租等成本算下来，每个百姓，辛辛苦苦的年复一年，实际上就是在给皇帝与官僚们打工。

辛苦了一年的百姓到年底一看，啥也没剩下。

不对啊？今年是丰收年啊？

地租也并不高啊？

收成都特么哪去了呢？

武帝早已用非常隐蔽且高超的手段对你进行了盘剥。

你吃的盐，用的铁全都交着税，辛辛苦苦攒点钱等农具一坏又全都搭进去了。

皇帝拿大头，办事的官员们拿小头，老百姓们挣扎的活着。

始作俑者，是汉武大帝。

而且这四个魔鬼的影响依然不仅于此，武帝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尤其是他派出去争利的“汉企”产生了大量的“汉企”工作人员。

整个官僚机构系统开始越来越臃肿，官员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上升，社会的总体成本进一步提高，最后买单的，还是最可怜的老百姓们。

前面所说的这四项魔鬼政策，多么奇思妙想的神奇创意啊！

别急，后面还有俩呢！

虽然这跟上面四个比起来算不上一个级别，但却属于全方位包抄的。

一点空子咱也别留下！

一个叫“均输”，一个叫“平准”。

这是武帝的格林斯潘，桑弘羊同志提出的，其目的是增强政府的收入和对经济的控制。

所谓“均输”，就让地方政府平台开始做买卖。

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收上来的土地税，也就是百姓交上来的粮食。

政府可以当地卖掉粮食换成钱交到中央，或者把钱购买当地的土特产然后官方做买卖到外地卖掉吃差价。

你说这脑子，是不是都走飞了。

所谓“平准”，就是让地方政府做保险公司。

“平准”政策是各地政府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卖给社会。

政府既赚钱，老百姓又有了保险，真好。

这两项政策，看上去简直不要太友好。

但最终结果，“均输”加大了地方政府的与民争利和不规则竞争；“平准”使得老百姓们不仅没买上保险，还活的更加艰难。

尤其是“平准”！

第一，粮食会腐烂，官员看管的平准仓往往并不用心，会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

第二，资源浪费倒是小事，最可怕的是产生了规模碾压效应。

由于各地的平准仓属于大体量玩家，结果这个“官办保险公司”起到了股市中庄家洗劫散户的效果。

官员们往往低价强买垄断粮食，哄抬物价，等粮食紧缺时高抬粮价卖出，洗劫散户。

普通商人和百姓死走逃亡。

少数关系户和官员则光明正大的出现了官方套利的工具！

卖爵，重税，告密，货币，汉企，均输，平准，七大体系全方位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汉国家牢笼！

武帝一朝，为后世的中央政府定下了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就是农业税一定要低，老百姓们都看重粮食，避免引起直接冲突。

但是，要通过货币造假，官府企业，重商业税等方式，将老百姓的钱偷偷地征收上来。

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从此之后，历朝历代的百姓再也没有翻过身来，不过当时代来到两宋时，发生了一个黑天鹅事件，中华民族本来能够有机会率先走上商业时代的前列上，但是，后面又来了一只更大的黑天鹅，不对，大怪鸟。

蒙古人横刀杀出，鞭笞世界。

再继任的明清后来成为了封建专制的巅峰集大成者，这套封建统治的金箍越扎越紧，直到英国人的军舰开了进来，这个老朽的国家，才算无奈地真正开眼看到了世界。

随后就是大破大立，痛入骨髓，被踩到泥里，艰难涅槃重生的近二百年。

为啥中国人的勤劳融入了骨髓中，基因里？

因为如果你不勤劳，你不没黑天带白天的玩了命的干，你是无法在各种各样的盘剥下活下来的。

也因为这样，勤劳的中国人总是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

因为稍微远一点，就真的太遥远了。

先活下来吧。

世界上，中国人给别人的印象往往有两点：很勤劳，眼光短。

其实深究，这都是被逼的。

我难道不想晃晃荡荡吊儿郎当的当刘邦吗？

谁不知道当流氓不干活痛快！但我要真当了刘邦全家就饿死了！

一将功成是由万骨枯搭建的，千古一帝的千秋功业，则是由一个硕大无比的抽血网络灌溉浇筑而成的。

说完这些，很沉重，这就是历史，我能做的，是把他的来龙去脉以及深刻影响原原本本的展现在你的面前。

扬民族魂魄强汉开疆的是他，奠定压榨模板千古基调的亦是他。

定河南，逐阴山，通河西，必须要写的荡气回肠。

漠北决战前，台面底下的种种为祸千年同样亦要写的入骨三分。

这是对“秦皇汉武”历史地位的最好尊重！

因为这种级别的历史人物，根本就谈不上“好”或者“不好”，更不是什么“圣主”或者“昏君”。

所有人世间概括性的词汇，在他们的身上，都显得太苍白了。

这种级别的千古一帝，是复杂到了极致后的笔墨难描。

但是，回到这个问题，看完这些，是否大家明白为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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