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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烟云：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陈麦青著

此书为陈麦青先生所赠。我与陈先生相识于若干年前，是谁人之介，已然想不起，但几年前在上观讲堂举办的系列讲座中，有我跟他的对谈，陈先生为此提供的帮助令我铭记在心。此后的交往中，只是偶然的互通信息，未能面聆高见，然而我时常看到他在一些纸媒上所发文章，知道他依然沉醉于书法绘画、金石碑拓的钻研，这种情形已然是相望于江湖。

而今获赠此书，方知他在这方面有了新的成果。本书前有汪宏所写序言，让我对陈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他曾受教于名家吕贞白先生，后来又考入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门下，专攻中国古典文献学。原来陈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属于真正的科班出身，难怪我在博古斋的几次会议上听到他发表的一些见解很有见地，我原本还以为他像我一样，只是业余爱好，而今读到汪宏的序言，这令我以往的疑惑瞬间解开。然汪宏却称：

麦青于碑帖，起初纯粹是因为爱好，盎然的兴趣令他动用了研究的力量，而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养，又使他在对实物和史料的探索中左右逢源，既能不断有所发现，道出前人未道的东西，又能据理深究，修正前人的讹误，将前人的误解或浅识变成他的深见。

原来搞碑帖鉴定才是陈麦青先生的业余爱好，但他在这方面同样很有成就，因为我看到他写过一系列的相关研究文章，而汪宏在序言中也谈到，陈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有独特的见解。

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谈论的竟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影印的上图所藏珍本碑帖丛刊。碑碣之史太过悠久，以我的思维定势，想当然的认为陈先生会从石鼓文讲起，至少也要先聊聊泰山刻石或者汉碑，然而他上来就谈当代影印本，可见其思路确实迥异于他人。

好在陈先生所谈的第一通碑乃是《史晨前后碑》，该碑与《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被后世誉为“四大汉碑”。我也有藏碑帖之好，以我有限的眼光，当然清楚真正的汉碑寥寥数通，虽然鄙藏汉碑中没有宋拓，但明拓还是有几本，其中《史晨碑》恰有两册明拓。陈先生在该书中颇为详尽地谈到了明拓的区别，比如国家博物馆所藏“阐字本”，虽然此本号称存世最早，可惜碑文不全，相比较而言，故宫所藏的孙氏小墨妙亭本则为现存明拓《史晨后碑》最全最善之本，对于该本的妙处，陈先生在文中引用了王壮弘在《崇善楼笔记》中所给出的评语：“孙氏小墨妙亭藏王山史、郭胤伯旧藏本，孙氏题为宋拓……字迹凝厚，墨色浑古，为汉碑最古拓本。展玩再三，赞叹不已。况从首至尾，无涂描配补之弊……余见明拓《史晨》不下廿余本，以此为观止，自幸眼福不浅。”

过去藏家也许是囿于眼界，或者是以所得为自矜，往往拔高藏本的年代，今日资讯发达，所见愈富，故考证出古人所言的宋拓其实大多是明拓，但即便如此，其实能够得到明拓汉碑已然难得，比如吴湖帆在跋《汉景君铭》时就给出这样的断言：“汉碑实无宋拓，号称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而已。”何为明拓古者，吴湖帆未作解释，想来应是指明初拓本。

即便是明初本，能够得见真物者，毕竟寥寥。好在从民国年间，已经有了珂罗版印刷，使得很多难得一觏的善拓，能够纤毫毕现的让更多人欣赏。但以往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影印之本，王壮弘却注意到这类影印本的重要价值，故陈麦青夸赞他说：“把系统排比影印之本并明其各自底本高下优劣以助考校，列为碑帖著录中一项新的重要体例，则王氏《增补校碑随笔》，恐当为首创。”

王壮弘的这部专著乃是增补方若的《校碑随笔》而成，其指出了方药雨书中的一些误判。而我有幸得到了方若《校碑随笔》增补本的原稿，其实，有些误判药雨先生已然知道，可惜我无暇整理出他的原稿，否则会让世人更加敬佩这位藏碑大家，是何等的目光如炬。

陈先生也在文中谈到了碑帖收藏的大众与小众问题，小众显然是指收藏真本原拓者，大众则是指临习练字用的普本。对于碑帖收藏，陈先生还是强调尽量要藏整张全拓，因为：

碑帖裱本，虽便庋藏携转，然原刻全貌，无从得见；甚至还有剪失错乱、涂描补苴之弊，夹杂其中。整纸全拓则不仅能存原石原貌，以见通篇气势，且可考尺寸行款，并验泐损详状。

为了印证这个观念，他引用了叶昌炽在《语石》中的所言：“古人得佳碑，喜整装，既免脱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诚为善法。”其实整张也有整张的麻烦，正如叶氏所言，“非铺案挂壁，无从展阅”。巧合的是，我在写此文的前几天，由齐鲁书社副总编刘玉林先生带我在淄博市参观了一座当代藏书楼，这位藏家的主题收藏之一就是碑帖，并且专藏整拓本，虽然他的书楼层高已超过四米，但有些尺幅巨大的汉碑依然难以张挂起来，此藏家却别出心裁的将整张全拓拓裱装框后横挂在墙上，这种悬挂方式前所未睹，端详这样的碑拓始终要将脖颈转90度，虽然有些姿势难拿，但想来对治颈椎病能有疗效。

其实这样的揶揄还是因为自己家中房子太矮，否则的话，将高广大碑悬挂起来，给观者的震撼想来能满足自己的小虚荣，可惜能有这样舒展空间者少之又少。施蛰存先生就在《〈水经注碑录〉序并后记》中谈到了自己无法悬挂整张碑帖的窘境：“所居北山楼，一小阁耳。四壁皆为书椟器具所障，无可以悬碑者，而余所聚皆整纸全拓，非几案间可展玩。则陈之卧榻上，伛偻审读之。虽疲累，有足乐耳。”如何能做到“忠孝两全”呢？叶昌炽给出的办法是：“余谓收藏碑版，须有两本：以正本整装，留原石制度；以副本剪裱，明窗静几，取便摩挲。”而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载了伊秉绶相应的说法：“伊墨卿教人学汉碑，须备两本：一大轴，悬壁而视；一裱册，据案而仿。”我觉得这种办法颇类似北京的汽车限号，有人说既然限号，买两辆车替换着开不就行了，这种主意颇类“何不食肉糜”。如果问题那么简单，还用得着这么多高手来出主意吗？

但陈麦青确实能想出妙计：

惜囿于开本，只得缩印，遂仅存整拓模样，而原石尺寸及全拓气韵，已无从获见。其实，除去那些丰碑巨制，像墓志之类本身尺寸就相对较小者，似可考虑依原拓原大，单张专印。而折叠后装入专门封套，或仍可随本附行。

他在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就是高仿真影印本的价值所在，搜集这样的印本，即能广收异本，又能进行研究比较，并且所费无几，真可谓一箭三雕的妙计，因为他说：“金石碑帖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便是校碑；而校碑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广蓄众本，尤其是那些初拓、精拓的善本。”故而他的结论是：

然善本珍稀，藏家宝重。平日有幸一睹，已是难得缘福，更遑论据案详阅，从容细校。而自有影印，昔日秘本，皆可化身千百。

本书中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比如他谈到了宋代拓本粘有骆驼毛的原因，上海图书公司所藏善本碑帖的演变历史，马成名先生何以能写出《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等等，这些背后的故事我都忍不住要在这里唠叨一番。而二十余年前，崔尔平先生曾告诉我说，朵云轩藏有碑帖裱本达十余万通之多，这个数字令我吃惊，通过读陈麦青的这部专著，我终于明白了朵云轩有如此数量碑帖的来由，故陈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惠我以实，同时也让我了解到更多的资讯。

《清代后妃宫廷生活》，王佩環著

此为该书责编徐海先生所赠。本书讲述到了清代皇宫及宫女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婚嫁，也包括生活细节，同时还有相关的历史故事。清宫中的女人，当然以慈禧太后名气最大，本书中列出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慈禧太后早餐的食谱：

火锅二品：羊肉炖豆腐、炉鸭炖白菜；大碗菜四品：燕窝“福”字烧鸭子、燕窝“寿”字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什锦攒丝（合为福寿万年）；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溜鲜虾、三鲜鸽蛋、脍鸭腰；碟菜六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翅子、口蘑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片盘二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四品：百寿桃、五福捧寿桃、寿意白糖油糕、寿意苜蓿糕；燕窝鸭条汤，鸡丝面。

这段引文出自《清代档案·御茶膳房》，一个早餐就能丰富到如此程度，真让人关心太后是否有胃病，看来这样的早餐更多的是形式和待遇，估计一大半菜品都不会碰到慈禧的碗筷。书中还谈到了荔枝的来由，宫中吃荔枝的典故，当然以杨贵妃的一骑红尘最为人们所熟识，荔枝如何由南方运到北方，那首诗中仅是说靠驿马昼夜不停的飞奔，但显然这种运输方式难保荔枝的新鲜，本书中则提到岁贡皇宫的荔枝主要来自福建，关于其运输方式，书中写道：“经水路，船运京师，每逢进贡时，均将带果实的荔枝树连同泥土移装桶内，一次贡四五十桶至百八十桶不等，可得鲜荔枝数百个。”

原来是将整棵树带着泥土装入桶中一并运输，并且每棵荔枝树上有多少颗荔枝都会加以注明，可见当年能吃到新鲜荔枝是何等荣耀之事。比如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福建巡抚杨魁进贡荔枝树一百桶，总计得荔枝颗，然而运到宫中后，实际能够享用的只有75颗，皇帝“进四个，插瓶用二个”之后，分别赏赐给了各位妃子、公主、阿哥和亲王等，看到这些，才明白当年能吃到一颗荔枝是何等之难。

清代皇后和后妃的疑案，以乌拉纳喇氏阿巴亥殉夫影响最大，太祖努尔哈赤病逝，阿巴亥当时37岁，按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

帝后原系夜黑（即叶赫）国主杨吉砮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即乌拉）国满泰贝勒女为后，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

可知阿巴亥乃是被迫殉夫。阿巴亥乃是努尔哈赤第四位著名的大福晋，史称大妃，12岁时嫁给努尔哈赤，中间一度被休，后来又得到宽宥，仍被立为大妃。当年努尔哈赤根据“立嫡立长”的古训，立佟佳氏所生长子禇英为储君，但储英心胸狭窄，后来遭到囚禁，又被处死，时年36岁。储英死后，诸子中以代善最为年长，成为了继承汗位的主要人选，然而当时第八子皇太极却握有兵权，成为了代善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这个时段，有人告发阿巴亥与代善关系暧昧，此事令努尔哈赤对代善有了成见，后来又因争夺宽敞府第之事，努尔哈赤彻底疏远了代善。

这件事显然是个阴谋，而王佩環在该书中对此事作了相应的分析，作者注意到努尔哈赤去世前特意从别处召来阿巴亥，两人商议了些什么，外人难以知之，但其在弥留之际只召见阿巴亥，足以说明努尔哈赤对她的信任。在努尔哈赤灵柩抬回宫中的几个小时，众大臣就逼阿巴亥自尽，显然阿巴亥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得到了努尔哈赤的指示，而按照朝鲜史籍《春坡堂日月录》所载，有可能努尔哈赤是命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也有的文献说，乃是命代善继位，虽然说法不同，但均无皇太极继位说，而阿巴亥正是多尔衮的母亲。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原因，才有了多尔衮进入紫禁城时的一些举措。

年，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时，很多明朝的大臣请多尔衮来用明朝的仪仗，遭到多尔衮的拒绝，其称自己是效周公辅佐成王，不应当乘皇帝的銮舆，然而，他还是坐在了武英殿，让明朝官员向其山呼万岁。按照《清世祖实录》中的所言，多尔衮后来说过“太宗之位，原系夺立”，以此可知，他当然对皇太极篡位之事了如指掌。

《清宫大内侍卫》，常江、李理著

此书为责编江英老师所赠，所谈均是关于清代侍卫的细节，侍卫的身份虽然不算高，但有些后来还是成为了显赫之人，比如世人皆知的贪官和珅，他19岁时在銮仪卫当差，工作是为皇帝抬御轿。不过和珅聪明异常，按照传说，乾隆帝某次要外出，但是作为仪仗之一的华盖却不知放在了哪里，面对手下人的慌张，弘历随口诵了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是谁之过欤？”此话出自《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表面意思是指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伤人，名贵的玉雕在匣子里遭到毁坏，责任不在于笼子和玉匣的不坚固，主要是看管人没有尽责。在场的侍卫们大多听不懂弘历在说什么，唯有和珅应声答到：“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和珅的回答令弘历大感惊讶，没想到如此低级的工作人员中，竟然有这样明白事理之人，于是立即提拔他为三等侍卫，自此之后，和珅像乘火箭一样得到提拔，前后仅用了七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侍卫升到了一品大员。这样的恩遇极其稀见，难怪《清史稿·和珅传》中称其“宠任冠朝列矣”。

在皇帝的宠信下，和珅在朝中几乎一手遮天，这期间虽然也有人弹劾他，比如曹锡宝，但弹劾的结果却是曹锡宝遭到革职留任，而在曹锡宝弹劾的当年，和珅又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之位。和珅能够专权二十余年，终乾隆一朝而圣宠不移，个中原因，后世有着不同的解读，但其“善思上意”却是众口一辞，而其被抄家自尽，则是乾隆帝去世之后的事情。一个人的成与败，很难以理推知，翻阅本书，里面有太多类似的故事。

咸丰帝驾崩后，顾命八大臣中的肃顺也有着特殊的经历，看到他们的故事，真让人感叹君心难测。

《过云楼藏吴昌硕信札》，谢麟公编

去年我参加了中国美院和复旦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古籍装帧学术研讨会，此书为与会者的纪念品之一。

本书前有王亦旻所撰《吴昌硕致顾麟士信札考述》一文，文中首先谈到了吴昌硕的艺术分期，文中认为吴昌硕在30岁到60岁这个阶段，携家眷定居于苏州，直到年移居上海，在此阶段乃是吴昌硕书画艺术逐渐形成个人风格的关键阶段。王亦旻介绍称，本书中所收吴昌硕手札计79通84页，其中73通的上款均为顾麟士。关于顾麟士，文中写道：

顾麟士继承祖业，不仅丰富了过云楼的收藏，而且本人亦善画山水，尤长临古，涵濡功深，笔多逸气，故被“吴中画苑”推为祭酒；更以怡园主人的身份创立“怡园画集”，与当时吴中和海上名家顾沄、吴昌硕、吴谷祥、陆恢、任预、费念慈等人切磋六法，交流画艺，吴昌硕便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号称“怡园七子”之一。

有意思的是，本书将吴昌硕的这些手札按照传统惯例一一起了名字，每个名字取该通信札中前两句话的关键字眼，而后加一“札”字，这种起名方式便于在文中引用和描述。

在《信札的鉴定》一节中，作者讲到了吴昌硕早期书法特征：“吴氏早期书法受‘帖学’影响明显，行草书中仍带有钟繇楷书的结字特征，用笔兼取欧阳询、米芾、王铎、八大山人各家之法。”其书法之变则跟定居苏州有着直接的关联：

一八八二年以后，步入中年的吴昌硕举家定居苏州，开始了自我艺术风格的探索。这时的行草书一方面受到金文、石鼓文的影响，注重字的大小及章法上的错落有致，另一方面更强调情感的流露，纯任自然，无论是信札、手稿，还是作品题款，行笔愈加有迅疾之势，结字更富有欹侧之态。

对于这批手札的书法特征，此文中写道：“这批写给顾麟士的尺牍，每封都行笔流畅，一气呵成，毫无造作之气和摹仿痕迹，大部分信札的笔法特征与中年行草书‘纯任自然’的风格完全吻合，因此从书法角度可肯定为吴氏中年时期的真迹。”

我对该书感兴趣之处，乃是《吴、顾二人在苏州时期的生活交往》中谈到了不少以往未知的细节，该文提及吴昌硕虽然比顾鹤逸大21岁，但吴却得到了顾各方面的照顾和帮助。刚到苏州的吴昌硕因为仕途不畅，生活贫困，再加上体弱多病，因此顾给他的帮助十分重要。此文中引用了《天龙札》中的原文：“昨日天龙庵僧桂岑特来属，转求名园蔷薇之黄色者，因其庵内向有此种，劫后荒落，亟欲补植，以结佛缘。望鹤翁大护法许之，如何？”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颇为莫逆。而《顾、吴二人的艺事切磋》一文中，则谈到了顾麟士帮助吴昌硕卖画和代笔之事，例如《足疾札》言：

兹有恳者，前松江府陈太尊命作《峰泖宦隐图》，弟告以不能画山水，而太尊必强之，不得已，求兄起一草稿，弟当依样图之，然只须粗疏笔法，若细腻者，弟又不能学步矣。

该书中谈及顾麟士为吴昌硕代笔之事有3通，作者认为，这3通手札为后世鉴定吴昌硕的这类画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

以前我们只知道吴氏晚年有其学生、儿子为其代笔，而这三封信至少反映了如下几个信息：首先，顾麟士给他代笔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顾麟士作画，吴昌硕只题款、盖印，画作中完全没有吴氏笔墨；另一种是吴昌硕自己起的画稿，再由顾麟士补全完成；最后一种是顾麟士替吴氏起草画稿，再由吴昌硕自己完成。其次，吴昌硕不善于在熟纸上作画，《不晤札》中所说“因裱就不善画”，即因装裱之后，纸不吸墨，呈熟纸特性的缘故。最后，吴昌硕只能画粗疏笔法的山水，而细腻笔法的山水画则学不来。

《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胡传淮编著　

经温州方韶毅先生之介，胡传淮先生赠我两部大著，此为其一。就内容而言，本书所谈依然是张问陶，只是围绕张的家族展延开去，关涉到了该家族方方面面的人物。对于胡先生整理乡邦文献的重要性，江庆柏在本书的序言中称：“文化要发扬光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需要有热心地方文化、并且对地方文化精神实质有深入了解的人。”而胡先生也的确成果斐然，江庆柏称：“胡先生自年开始蓬溪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经过20个年头的努力，先后出版了30余部著作。”

胡传淮的《前言》从张鹏翮讲起，他认为张鹏翮是清代年间蜀中官位最显赫、相业最优异、名声最响亮的人物，他在这里连用了三个“最”，可见对这位乡贤是何等之情深，而对于张鹏翮的玄孙张问陶，胡传淮更将其视为蜀中之冠：

以张鹏翮、张问陶为代表的黑柏沟张氏家族，是一支兴盛时间长达余年，在中国政治上、文学上、书画史上均有重要影响的家族，为有清一代蜀中第一大家望族，人称“清代蜀中第一家”。

胡传淮写了好几部关于张问陶的专著，为什么还要写其家族史呢？还是要从他所写的《前言》中寻找答案。他首先对张氏家族的名人作出了如下统计：

家族成员中进士者6人，举人18人，贡生18人；为官者80余人，1人入《中国通史》、2人入《辞海》、3人入《清史稿·列传》、4人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7人入乡贤祠；有诗文著述流传至今者50余人，可谓“一家男女尽能诗”。

更有意思的是，其又称：

张问安、张问陶、张问莱三兄弟及其妻陈慧殊、林韵徴、杨古雪三妯娌分别被世人称为“三弟兄诗人”和“三妯娌诗人”，为古今中外诗坛所罕见。

正是有这么多的罕见，所以胡传淮才会下大功夫研究该家族中的每一位名人，他将这些人的著作收编于该书中，同时又转录了许多名人给张氏族人著作所写的序言，他甚至把一些民间传说也照录入书中，虽然这种作法冲淡了本书的学术性，但却能够更加完整的体现黑柏沟张家在当地的广泛影响力，尤为难得者则是胡传淮一一探访了张鹏翮、张问陶以及张家祠堂，这给我的寻访提供了详实的地点和资料。

《戊戌六君子遗集》，清谭嗣同等撰，唐明山主编

此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系列出版物《蛾术丛书》之一种，乃是根据民国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影印出版，书前有柳和城先生所撰《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遗集》作为代序，柳先生首先讲述了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之间的交往，其提及：“张元济与戊戌变法的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都有接触。他在政治主张上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对康的激进主张则多有保留。”而后该书引用了张元济在《为刘忍斋跋康长素劄》中的所言：

诏下之日，长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元济更应当是一位温和的改革派，他不赞同康有为的激进，但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张元济也只能被胁裹其中，柳和城在文中写道：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诏定国是，实行变法。十三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先后被光绪召见。就在康、张被召见的当日，帝党首领翁同龢被逐出京，张元济就意识到朝局会有重大变化。虽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派不断上奏折，向光绪提出变法主张；然而，后党已密谋政变。果然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很快张元济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那场政变给张元济带来很大的震撼。年，张元济担任了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当年8月，印书馆出版了《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中就有“戊戌政变”一节，柳和城认为“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戊戌维新的首次记载”，但本书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该文是否出自张元济之手无法确认。而柳和城也称：“但我真怀疑它出自张元济之手笔”，因为：

民国初的一九一三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孑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张元济对六君子的怀念不仅如此，直到戊戌变法后的二十年，他出版了《戊戌六君子遗集》。然而对这六位君子文稿的收集却并不容易，按照柳和城的统计，六君子就义时的年龄分别为：杨深秀四十九岁，杨锐四十一岁，刘光第三十九岁，谭嗣同三十三岁，康广仁三十一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二十四岁。这样的年龄显然不会有太多文稿传世，搜集的困难可想而知，张元济发动了许多朋友，终于将此书出版，柳和城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全集”。

张元济在该集的序文中首先介绍了为搜集六君子遗著付出辛劳之人：

丙辰，余将谋辑《戊戌六君子遗集》，先后从归安朱古微祖谋、中江王病山乃徵、山阴王书衡式通、闽县李拔可宣龚、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谭复生、林暾谷、杨叔侨、刘培村四参政，杨漪村侍御遗著，独康幼博茂才诗若文未之或见，仅获其《题潘兰史独立图》绝句一首。屡求之长素，谓家稿散漫，且无暇最录，以从阙为言。然培村之文，经病山驰书其弟索久不获，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

看来能够得到这些文稿也的确费了不小的功夫，但张元济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气力来编纂该书呢？张在序中有如下阐述：

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变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骇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穽，移陵堙谷，以祸今日；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挽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

每当提及六君子，我都会想起谭嗣同的大义凛然，他本有机会躲避这场灾难，然而他却刻意不离去，想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民众，他的那首绝命诗却始终回荡于我的心间。去年是戊戌变法周年，想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此时影印该书出版，定然是为了纪念这场重要的事件。

《金声长物》，王金声著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年至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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